十岁那年，为了把我从失控的“净化舱”里推出去，苏念把自己锁在了里面。
那不是什么净化舱，而是我父母秘密研发的神经再生实验装置。
失控的瞬间，高浓度的“衔尾蛇”复合神经溶剂，像浓雾一样充满了那个小小的玻璃房间。
为了救我，她主动暴露在溶剂里整整三分钟，直到安全系统重启。
我父母，这座私人实验室的所有者，在后续的事故调查和巨额赔偿中破产，精神崩溃，不到一年就相继在抑郁中离世。
而苏念，虽然被抢救了回来，但她的大脑认知系统被永久性地损伤，心智永远地停留在了十岁。
她还获得了一个后遗症——持续性的耳鸣。
一种永不间断，频率固定的嗡鸣声，像一台老旧冰箱在脑内持续运转。
我跪在我父母的墓碑前，握着苏念冰冷的手，向她的父母承诺，我会照顾她一辈子。
我用放弃继承权的代价，说服了想将我送出国的亲戚，成为了苏念的法定监护人。
为了给她寻找最好的治疗方案，我放弃了应用物理学的坦途，转而投入神经科学的研究。
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偏执的工作狂，一个业内小有名气的顾博士。
十年过去了，我成了别人口中年轻有为的青年科学家，而她，还是那个会因为冰淇淋融化而哭泣，分不清十元和一百元纸币的小女孩。
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在深夜里，反复观看我的实验搭档林曦的学术报告视频。
她站在讲台上，自信、清晰、逻辑缜密，眼中有理性的光。
而我再看向苏念时，眼神里的耐心，也渐渐被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所取代。
有时我工作到凌晨，会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，听着她房间里传来的，因为噩梦而发出的细微呓语。
我会用手捂住脸，无声地问自己。
“如果那天，被锁在里面的是我，是不是一切都会更好？”
直到那天，苏念为了给我“帮忙”，打翻了一整瓶稳定剂，毁掉了我花了三个月培养的，即将用于临床试验的神经元细胞簇。
那是我和林曦全部的心血。
我彻底失控了。
我抓着她的肩膀，用尽全身力气将她抵在冰冷的实验台上，声音因为愤怒而扭曲：“为什么我的人生，要被你这样绑架一辈子！”
她不明白我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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