槐树下的向阳花1990年的初秋，北方的雨还带着夏末的黏腻，我林笑笑在村头老槐树下的土坯房里出生了。
接生婆裹着我递到母亲怀里时，父亲正蹲在门槛上抽烟，烟卷烧到了指尖才惊觉，慌忙掐灭了冲进屋，看着母亲苍白的脸和我皱巴巴的小拳头，这个平日里扛着百斤稻穗都不喘气的男人，眼圈红得像晒透的柿子。
父亲是村里少有的“文化人”，六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，在当时足以当生产队的记账员，后来分田到户，他才扛起锄头种自家的五亩地。
母亲是邻村的美人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就是没读过多少书，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帮家里喂猪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嫁给父亲后，父亲握着她的手，在煤油灯下拉着笔画了几十遍才学会的。
母亲总说：“我这手笨，握不住笔，只能握锄头和针线。”
可她绣的鞋垫，针脚细密，上面的牡丹能看出活色生香的模样。
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
母亲怀我之前，曾有过一个孩子，可惜没保住，生我的时候又伤了身子，村医说她以后再难怀孕了。
在计划生育抓得紧的九十年代，我这个“独生女”成了村里的特殊存在——没有兄弟姊妹分走父母的爱，也成了他们全部的期盼。
家里不富裕，可他们从不让我受委屈，我从小体弱，一到冬天就咳嗽，夜里咳得睡不着，母亲就抱着我坐在炕头，用温热的手掌揉我的后背，父亲则去灶房煮生姜水，烟火气混着生姜的辛辣，成了我童年最暖的记忆。
他们从不让我下地干活。
农忙时，父母在干农活，我就坐在田边上的槐树下，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画——画父亲弯腰插秧的背影，画母亲提着饭篮的模样，画田埂上飞过的蜻蜓。
父亲见我喜欢画，就从镇上的废品站淘来旧报纸，裁成小块给我当画纸；母亲则把给我做新衣剩下的碎布，剪成小块让我贴画。
学习上，我全靠自觉。
父亲不像村里其他家长那样盯着写作业，却总在晚饭过后，就着煤油灯的光考我数学题：“笑笑，你娘买了二斤猪肉，一斤八块钱，给了老板二十，该找多少钱？”
或是给我讲历史故事：“秦始皇修长城，是为了挡匈奴，可也苦了老百姓……”我听得入迷，成绩却不算拔尖，整个初中都在班级第十名左右晃悠，是老师口中“能不能考上高中全看运气”的边缘生。
初三那年，美术老师来班里选艺术生，抱着一摞画册走进教室，翻开一页，里面是梵高的《向日葵》，金灿灿的花瓣朝着太阳，像一团燃烧的火。
我盯着那幅画，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密密麻麻的痒——原来画可以这样有力量。
成了美术生后，我的生活多了一项重要的事——画画。
白天上课，晚上就趴在桌上画，画课本上的插图，画村口的老槐树，那段时间，我的课本空白处全是画，连作业本的封皮都被我画满了向日葵。
美术老师说我有天赋，给我找了很多画册，还教我调色——原来红色和黄色混在一起，能调出那么温暖的橙色，像夕阳落在稻田里的颜色。
可命运的第一个考验，来得比我想象中快。
美术联考的前一天，老师把准考证发到我们手里，反复强调：“这准考证比你们的命还重要，丢了就进不了考场，记住了吗？”
我把准考证小心翼翼地夹在最厚的笔记本里，放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，还特意拉上了拉链。
晚上回到家，我把书包放在床头，连睡觉都想着第二天要考的内容——素描静物，色彩风景，还有速写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床收拾书包，手伸进夹层摸笔记本，却只摸到空荡荡的布料。
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炕上——课本、作业本、画笔、画纸，就是没有那个夹着准考证的笔记本。
我翻遍了书包，又翻遍了抽屉，甚至把床上的被子都抖了三遍，还是没找到。
我知道，这准考证丢了，我的高中梦、我的画，全完了。
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自行车的铃铛声，班主任推着自行车走进来，额头上全是汗，手里拿着我的学生档案：“笑笑，别哭，我跟教育局的同志说了情况，拿着档案先去考场，他们会核实信息的。”
原来，班主任早上路过我们村，听说我丢了准考证，立刻骑车去学校档案室调了我的学生档案，又骑着自行车赶了十多里路过来。
我接过档案袋，手指因为激动而发抖，班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笑笑，别慌，你画得好，一定能考上。”
那天，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考场，一路上，他不停地说：“笑笑，别紧张，就跟平时画画一样。”
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抱着档案袋，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考上，不能让爹和老师失望。
考场在市里的一所中学，走进考场时，我的手还在抖，可当我拿起画笔，看着眼前的素描静物——一个陶罐，两个苹果，一把刀子，心里突然平静了下来。
我想起父亲擦锄头的样子，想起母亲绣向日葵的样子，想起班主任骑车赶来的样子，笔尖在画纸上滑动，线条越来越流畅。
色彩考试时，我画了一幅《向阳花》，画里的向日葵朝着太阳，花瓣是温暖的橙色，花盘是明亮的黄色，背景是湛蓝的天空——我想，这就是我心里的光。
成绩出来的那天，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村，在老槐树下喊我的名字：“林笑笑，录取通知书！”
我跑过去，接过那个印着“市重点高中”字样的信封，手都在抖。
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
高中生活像一场快进的电影。
市里的重点高中人才济济，我刚入学时，摸底考试排在班级第43名，级部更是在500名开外。
第一次班会，班主任让我们说自己的目标，我说：“我想考美术学院。”
班里有人笑了，我知道，在重点高中，大家的目标都是名牌大学，美术学院在他们眼里，是“成绩不好的人才去的”。
可我没在意，我想起父亲说的“想做就去做”，每天天不亮就去教室背书，晚上宿舍熄灯了就躲在走廊的路灯下做题，那是最努力的一年。
高一结束时，我的成绩冲进了班级前30名；高二下学期，我己经是班级第27名，级部排名提高了300多名。
美术老师说我进步快，给我推荐了很多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，我把那些简章贴在宿舍的墙上，每天睡前都看一眼——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国美术学院、鲁迅美术学院，每一个名字都让我心跳加速。
我想着，等考上大学，就带着父母去北京，去看天安门，去看美术馆里的画；想着毕业后，当一名画家，把村里的稻田、老槐树、父母的样子都画下来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村的样子。
可命运的转折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
母亲病了，那天，我跟着父亲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。
不舍的看着身后努力学习的高中生活，眼睛哭肿了，走出学校大门时——我的高中生活，我的大学梦，好像就在这一刻，碎了。
多年以后，收拾旧房子时，我在炕底下的箱子里，翻出了当年的画纸和画笔——画纸己经泛黄，画笔的笔尖干得发硬，可我看着那些画，突然就哭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把画纸铺在新盖的桌子上，用温水泡软了画笔，重新拿起了调色盘。
我画的第一幅画，是村口的老槐树——树干粗壮，树枝上长满了新叶，树下坐着两个老人，一个在抽烟，一个在缝衣服，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。
我想起了当年丢准考证的事，想起了退学的日子，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，如今回头看，都成了成长的印记。
多年后，我才从当年的同学口中得知，当年的准考证不是我弄丢的，是班里一个嫉妒我成绩的女生偷走的，她怕我考上重点高中，抢了她的名额。
得知真相时，我没有生气，只是笑了笑——原来命运的考验，有时候来自别人的恶意，可也正是这些考验，让我学会了坚持，学会了不放弃。
我知道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不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，可只要心里有光，无论走哪条路，都能向阳而生。
就像村口的老槐树，经历了风吹雨打，依然枝繁叶茂；就像梵高的向日葵，哪怕在黑暗里，也能朝着太阳的方向，努力开花。
那个曾经因为退学而哭泣的女孩，如今己经能坦然面对生活的所有考验。
因为她知道，命运或许会改写道路，却永远改不了心里的光——那束从画画里来，从父母的爱里来，从永不放弃的勇气里来的光，会一首陪着她，向前走，不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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