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夜睡得并不安稳，窗外的枪声断断续续到后半夜才歇。
天刚蒙蒙亮，我就醒了，摸了摸枕头底下的怀表，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瞬间清醒——今天要去法租界，见那个只知道姓沈的男人。
起身换衣服时，我打开了母亲留下的樟木箱。
里面叠着几件旗袍，都是素净的颜色，最上面那件月白色的，领口绣着几枝细小的兰草，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件。
我把旗袍穿在身上，布料贴合着身体，带着淡淡的樟脑香，像是母亲还在身边时的安心感。
“锦璃，今天不去学校吗？”
父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他己经穿戴整齐，手里拿着公文包，看样子是要去洋行。
我对着镜子理了理衣领，应道：“学校昨天被炸了一半，今天停课，我想去法租界给同学送点笔记，她昨天没来得及抄。”
这是我昨晚想好的借口。
法租界离我家不算远，平时也常去那里的书店买外文书，父亲应该不会起疑。
果然，父亲只是叮嘱了一句“早点回来，别在外面逗留”，就匆匆出了门。
他最近总是这样，脚步匆匆，眉头紧锁，像是有千斤重担压在肩上。
我把书包收拾好，里面装着课本和笔记本，又把怀表放进贴身的衣兜，确保它不会掉出来。
出门后，我在巷口拦了一辆黄包车，车把手上缠着褪色的蓝布，车夫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，见我要去法租界，点点头说：“姑娘坐稳喽，这世道不太平，我拉您走小路，快些。”
黄包车在狭窄的巷子里穿梭，车轮碾过青石板路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。
巷子里的人家大多己经开门，有人在门口生炉子，烟雾袅袅；有人坐在门槛上缝补衣服，眼神麻木地看着来往的行人。
偶尔能看到墙上贴着的抗日标语，被炮火熏得发黑，却依旧透着一股子不屈的劲儿。
快到法租界时，车夫放慢了速度。
只见路口站着几个穿黑色制服的日伪特务，手里端着枪，正挨个盘查进出租界的人。
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按住了衣兜里的怀表。
“姑娘别慌，咱有租界通行证。”
车夫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，递给特务。
特务瞥了一眼，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眼神像钩子似的，扫过我的旗袍和书包。
“干什么的？”
特务的声音粗哑，带着不耐烦。
“学生，去法租界给同学送笔记。”
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，手心却己经冒出了汗。
特务伸手要去翻我的书包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刚要开口，旁边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声——一个卖烟的小贩不肯给特务交“保护费”，被两个特务推搡着。
趁着混乱，车夫拉着我赶紧进了租界。
“多谢师傅。”
我松了口气，递给车夫几个铜板。
“姑娘以后出门多小心，那些狗腿子没一个好东西。”
车夫叹着气，拉着黄包车走了。
法租界和外面像是两个世界。
街道干净整洁，两旁的洋楼鳞次栉比，窗户上挂着精致的窗帘，偶尔能看到外国人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，悠闲地喝着咖啡。
可这份悠闲之下，却藏着看不见的暗流——我知道，这里不仅有外国人，有商人，还有像那个神秘男人一样，在暗中为国家做事的人。
按照怀表纸条上的地址，我找到了福昌洋行。
那是一栋三层的洋楼，门面不大，门口挂着一块木质招牌，上面刻着“福昌洋行”西个烫金大字，旁边还写着一行英文。
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色短打的伙计，正低着头擦拭柜台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进洋行。
店里摆着不少布料和丝绸，五颜六色的，在阳光下泛着光。
伙计看到我，抬起头问：“姑娘要点什么？
我们这儿有刚到的杭州丝绸，做旗袍最合适不过了。”
“我找沈先生。”
我按照纸条上的吩咐，首接开口。
伙计的眼神顿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说：“原来是找沈老板的，他在楼上办公室，您稍等，我去通报一声。”
说完，他转身走上楼梯。
我站在原地，打量着店里的环境。
墙上挂着一幅地图，标注着武汉三镇的路线，角落里放着一个收音机，正播放着戏曲，声音不大，却能掩盖住店里的动静。
不一会儿，伙计下来了，对我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：“沈老板请您上楼。”
我跟着他走上楼梯，楼梯是木质的，踩上去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。
二楼的走廊很安静，只有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开着门。
伙计指了指那扇门，就转身下楼了。
我走到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。
“进。”
熟悉的低沉嗓音传来，和昨天在江边听到的一模一样。
我推开门走进去，看到那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后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鼻梁上依旧架着那副金丝眼镜。
他抬起头，看到我，放下手里的文件，指了指办公桌前的椅子：“坐吧。”
我在椅子上坐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有些紧张地看着他。
他的办公室很简单，一张办公桌，一个书架，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，画的左下角盖着一个印章，看起来像是个文人雅士的书房，一点都不像洋行老板的办公室。
“你叫苏锦璃？”
他先开口，语气很平静，像是早就知道我的名字。
我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昨天在学校，我听到修女叫你的名字。”
他解释道，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带着一丝审视，“那块怀表，你带来了吗？”
我从衣兜里掏出怀表，放在办公桌上。
他拿起怀表，打开后盖，看了一眼里面的纸条，又把怀表还给我：“你可以收起来了。”
我把怀表重新放进衣兜，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：“您就是沈先生？
昨天为什么要给我这块怀表？
让我来这里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起身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的一角，往外看了看。
窗外是法租界的街道，行人来来往往，看起来很平静。
他转过身，看着我，眼神变得严肃起来：“苏锦璃，我知道你在圣玛利亚教会学校读书，成绩很好，尤其是拉丁文和英文。”
我点点头，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。
“我还知道，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”
他的这句话，让我心里一惊——这件事，除了父亲和几个亲近的同学，很少有人知道。
“你怎么……我调查过你。”
他打断我的话，语气很坦诚，“我需要一个能帮我传递情报的人，而你，很合适。”
情报？
传递情报？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想起了父亲说过的那些“特殊”的人。
难道他就是父亲口中，在租界里偷偷对抗日本人的人？
“我……我只是个学生，我不懂怎么传递情报。”
我有些慌乱地说。
我知道这件事有多危险，一旦被日本人发现，不仅是我，连父亲都会受到牵连。
“你不需要懂太多，只需要记住一些东西，然后把它告诉指定的人。”
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与我平视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认真，“苏锦璃，现在武汉会战己经到了关键阶段，日军的飞机每天都在轰炸我们的城市，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，前线的战士们在拼命抵抗，可他们需要情报，需要知道日军的部署，才能少流血，少牺牲。”
他的话，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。
我想起了昨天学校里的混乱，想起了江边被炸塌的房屋，想起了那些在炮火中哭泣的人们。
是啊，在这乱世里，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。
如果我的本事能帮到前线的战士，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，我为什么要害怕？
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。
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快答应，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：“很好。
我先给你一个小任务，测试一下你的能力。”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几行杂乱无章的字母和数字，看起来像是密码。
他把纸条递给我：“给你十秒钟，记住上面的内容。”
我接过纸条，快速扫了一眼。
那些字母和数字虽然杂乱，但在我眼里，就像课本上的文字一样，一眼就能记住。
十秒钟后，他伸手把纸条拿了回去，揉成一团，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
“现在，把你看到的内容写下来。”
他递给我一支钢笔和一张纸。
我接过笔，没有丝毫犹豫，飞快地在纸上写下了纸条上的内容。
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数字，分毫不差。
他拿起纸，仔细核对了一遍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点了点头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，从里面拿出一本书，翻到某一页，指着上面的一行英文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接头暗号。
明天下午三点，你去法租界的‘街角咖啡馆’，找一个戴眼镜、穿灰色长衫的男人，对他说‘要一杯加双糖的热可可’，然后把刚才你记住的密码告诉他。”
“他是谁？”
我问。
“你不需要知道他的身份，只需要把密码传递给他就行。”
他的语气很严肃，“记住，在咖啡馆里，不要东张西望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传递完密码就立刻离开。
如果遇到危险，就把这本书里的这一页撕下来，吞进肚子里。”
他把那本书递给我，是一本英文小说，封面己经有些磨损。
我翻开书，找到他指的那一页，上面的英文句子很简单：“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.”（太阳从东方升起。
）我默念了几遍，把它记在心里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
我说。
“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又叮嘱道，“路上小心，别被人跟踪。
如果有人问起你今天来这里的事，就说你是来买布料的。”
我点点头，走出办公室。
下楼时，那个伙计依旧在擦拭柜台，看到我，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多问。
走出福昌洋行，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。
我沿着街道慢慢走着，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
我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生活将不再只有课本和校园，我将走进一个充满危险却又意义非凡的世界。
路过一家花店时，我停下来买了一束白色的雏菊。
花店的老板娘是个和蔼的老太太，笑着说：“姑娘，这花好看，配你的旗袍正合适。”
我笑着谢过她，手里拿着花，继续往前走。
黄包车夫看到我，连忙拉着车过来：“姑娘，要回去吗？”
“嗯。”
我点点头，坐上黄包车。
车在街道上行驶，我看着手里的雏菊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：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不能让沈先生失望，更不能让那些在前线拼命的战士们失望。
回到家时，父亲还没回来。
我把那本书放进书包，又把雏菊插进客厅的花瓶里。
看着花瓶里洁白的雏菊，我仿佛看到了希望——在这烽火连天的乱世里，总有一天，阳光会重新洒满这片土地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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