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色暗下来时，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下了车。空气中有股奇怪的酸味，路边的房子又旧又矮。女人拉着我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，最终停在一个院子里。
一个瘦高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，瞥了我一眼，对女人说：“怎么这么晚?”
“差点出岔子，幼儿园老师问东问西的。”女人喘着气，把我往前推了推，“你看，多水灵的女娃子，肯定好卖。”
男人粗糙的手抬起我的下巴，像检查牲口一样打量我：“眼睛挺大，看起来不傻。多少钱?”
“三千，少一分不卖。”女人说。
我虽然听不懂所有话，但本能地感到危险，“哇”一声哭起来：“我要妈妈!我要回家!”
男人粗暴地捂住我的嘴：“哭什么哭!再哭把你扔山里喂狼!”
他的恐吓奏效了。我吓得噤声，只能无声地流泪，身体不住地发抖。
那晚，我被关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，蜷缩在角落，抱着膝盖哭泣到睡着。梦里，妈妈找到了我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。我还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。
第二天早晨，我被推醒。面前站着一对中年夫妇，穿着朴素，面色黝黑，正仔细地端详我。
“就是这孩子?”女人问。
人贩子点头：“刚满三岁，健康得很，从来没生过病。她爸妈出车祸没了，亲戚养不起才托我找个好人家。”
那对夫妇交换了眼色。女人蹲下来，递给我一个热馒头：“吃吧，孩子。”
我饿极了，接过馒头狼吞虎咽。女人摸摸我的头发，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。
“两千五，我们就带走。”男人最终说。
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我以两千八百元的价格被卖给了这对夫妇——后来我称呼他们为养父母。
养父李建国是个沉默寡言的农民，养母张春梅原本不能生育。他们带我回到那个离我真正家乡千里之遥的小村庄，给了我新的名字——李盼盼。
“盼盼，意思是盼来的孩子。”养母这样解释，脸上带着苦涩的微笑。
最初几个月，我每晚哭闹着要妈妈。养母会耐心地哄我，给我唱跑调的摇篮曲。养父则经常沉默地坐在门槛上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表情晦暗不明。
渐渐地，我开始接受这个新环境。养父母虽然不富有，但也没让我挨饿受冻。我学会了叫他们“爸妈”，记忆中亲生父母的面容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模糊。
那种模糊让我有负罪感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努力回想亲生母亲的脸，却只能记起那棵老槐树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糖纸。
七岁那年，我上了村里的小学。孩子们很快发现我是“外面来的”，开始用异样眼光看我。
课间休息时，一个高个子男孩把我推倒在地：“你不是李叔张姨亲生的!你是野孩子!”
我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：“你胡说!”
“我没胡说!我妈说你是他们花钱买来的!”他得意洋洋地宣布，周围孩子发出哄笑。
那天我哭着跑回家，问养母这是不是真的。她的脸色瞬间苍白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。
从养母的反应里，我明白了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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