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夏夏第一次清晰地懂得“没儿子”是桩多大的罪，是在四岁那年分家。
堂屋的青石板被磨得发亮，大伯家的三个小子在门槛上打打闹闹，堂弟正含着大娘的奶，含糊地喊“要肉吃”。
爸爸攥着烟袋，指节泛白，重复第三遍：“建新房我出了七分力，凭啥只分这破屋？”
大娘掀起衣襟擦了擦奶渍，眼皮都没抬：“你们没儿子，要大房干啥？
我家三个小子将来讨媳妇，哪间屋都不能少。”
奶奶拄着拐杖凑过来，枯瘦的手在夏夏头顶拍了拍，却对着爸爸说：“丫头片子迟早是别家的人，你老了还得靠侄子。”
爸爸的肩膀突然垮了，像被抽走了所有筋骨。
他没再争辩，只是蹲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浓得化不开。
夏夏从背后环住他的脖子，小声说：“爸，我给你养老。”
他的手在她手背上拍了拍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好，夏夏乖。”
搬家那天是个阴雨天，土坯房的茅草屋顶漏着雨，地上摆着七八个接水的破碗，叮叮当当响。
妈妈在灶房点了半盒火柴，火折子总在潮湿的空气里灭，最后她蹲在地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爸爸把最后一担水倒进裂了缝的水缸，走过去抱住她，妈妈的哭声终于破了闸，混着雨声，闷得人胸口发紧。
夏夏缩在北厢房的硬床上，寒风从墙缝里钻进来，像小刀子扎在身上。
她裹紧补丁摞补丁的棉被，心里反复祈祷：让妈妈生个弟弟吧，这样爸妈就不会这么难了。
老天爷像是听见了她的祈祷，第二年春天，妈妈的肚子鼓了起来。
村里的婆娘见了就凑上来摸，都说“肚子尖尖的，准是小子”。
爸爸嘴上说“儿女生来都一样”，却偷偷跟妈妈商量，要跟张大头去广东打工，“赚点钱盖楼房，不然将来讨不到儿媳妇”。
奶奶送来两只下蛋鸡，拉着夏夏的手反复叮嘱：“鸡蛋给你弟吃，你可不能嘴馋。”
夏夏每次都用力点头。
村里婆娘逗她：“要弟弟还是妹妹？”
她脆生生答“弟弟”，换来一阵哄笑：“有了弟弟，你爸妈就不疼你咯。”
她急得涨红了脸：“才不会！”
可夜里躺在妈妈身边，她总忍不住摸妈妈的肚子，怕那个还没出世的弟弟，真的会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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